作为北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南京的生活，习惯了这里的天气，习惯了这里的环境，习惯了这里的物产，习惯了这里的人。

　　江南，其实很不错。

　　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别有一番远离是非之地的安宁。

　　市面上还有许多来自外洋的商品，能够满足他们的诸般享受。

　　待久了之后，打心底地升起一股懒散的念头，只愿就这么过下去，什么都不去想。

　　邵勉仁其实也有这种感觉。

　　当年在牂州当刺史的时候，心神时刻紧绷着，动不动就担心哪里又有民乱了，需要镇压。

　　物质上并不丰富，但习惯了之后，也没什么。

　　唯有江南，最是消磨人的心志，怪不得古来都出偏安政权呢。

　　“世上无不散之筵席。”来到码头边后，邵勉仁转身，对相送的南京官员们行了一礼，道：“诸君请回吧。”

　　※※※※※※

　　船只当天下午就驶入大江，顺流而下，直趋广陵。

　　三月间的大江上，船只已然不多，偶见几艘，也多是离开的。

　　外洋海船并不仅仅是在沿海城市活动。事实上，内地很多城市，也是他们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会顺着内河逆流而上，推销商品，采买货物。

　　唐宪宗年间状元施肩吾曾经过桐庐县，当时就见到了胡商——“荥阳郑君游说余，偶因榷茗来桐庐……胡商大鼻左右趋，赵妾细眉前后直。”

　　值得一提的是，施肩吾晚年，举家移民澎湖列岛。他发现岛上没有常住居民，只有季节性过来采珠、捕鱼的“岛夷”，且到处是腥臊之气，有《题澎湖屿》一诗。

　　钱塘江沿岸如此，长江两岸就更不得了了。

　　苏州、润州、常州、扬州港口密布，海商云集。因地接物产更丰富、更富饶的北方，扬州广陵成了第一大港口，常年居住着数万胡人。

　　中唐以来，胡商屡遭广陵的节度使、大头兵们勒索、抢劫，但“初心不改”，就是不走。

　　“真是一条流淌着黄金的河流。”邵勉仁手扶船舷，感慨道。

　　路过的外洋商船吃水很深，很明显满载了。

　　他们有可能直接回国，也有可能到别的地方出售货物，在夏天的时候再返回大夏——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大食人，并不仅仅经营本土与大夏之间的长途远洋贸易。

　　大夏内部各州、周边各国之间的船运，也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

　　“殿下，朝廷越来越重视海贸了。这个买卖，实在太惊人。若非来到南京，实难相信。”魏王府长史王贞白手握酒杯，凭风而立，十分潇洒。

　　邵勉仁看了他一眼，道：“这酒还是少喝为妙。”

　　放荡不羁的才子，就是这个样子。

　　王贞白的心中，对前唐还是有相当留恋的，邵勉仁很清楚这点。若非他多番延请，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出山，到他这个没甚前途的王府担任幕僚。

　　此时他手中握着的，是用龙脑油（樟脑）调制的所谓“香酒”，在士人之中非常流行。

　　邵勉仁觉得此物怪怪的，不愿喝，也劝王贞白不要喝。

　　“殿下。”王贞白笑了笑，将酒杯藏在身后，道：“《致治·地理》中提到，天气一年冷过一年。这么多年下来，仆也有同感。就以江西为例，沼泽退去，淤出了不少陆地。百姓争相垦之，收获颇丰。如果这么继续冷个几十年，江南会变得更宜居、更舒适。田地更多，物产就更多，外洋商人也会更多。”

　　“你说得不错。”邵勉仁看着浩浩荡荡的大江，道：“别的不谈。而今天下各处皆用煤，北方河流少，能用船运的地方不多。有些州县，甚至在用马车、骆驼运煤，价钱非常昂贵。”

　　“再说这铁器。杨行密在宣州所置之矿监，打制出来的铁器、甲仗，顺流而下，一船可运数万件，数日即抵达南京、广陵，还非常便宜。”

　　“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等，有江河水运之利，一切都太方便了。”

　　交通运输成本，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生产端需要降低运输成本，销售端同样需要降低运输成本。

　　在这方面，江南的优势真的太大了。不仅仅是运输干线长江，还有众多支流，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水运网络，天然适合发展工商业。

　　邵勉仁在南京七年，对江南的水运之利知之甚深。

　　在去年，他直接上疏，请在南京建船坊，大造船只，以通海贸之利。

　　圣人许之，但没有让朝廷直接出面，而是令安南商社派人至江宁府，觅地建船坊——如果建成，这家商社就拥有泉州、南京两处码头及船坊，实力不可小觑。

　　“殿下曾有言，以江南之财货，养北方之劲兵……”王贞白说道。

　　“这是圣人的原话。”邵勉仁打断了一下，更正道。

　　王贞白不以为意，继续说道：“这其实是至理。北地诸多港口，折腾得再狠，又能得几个钱？淮南、江东、江西三道，每年解送洛阳的财赋，早晚会超过河南、河北。大夏立国百年之后，淮南、江南当成第一财赋重地。”

　　王贞白是江西人，对自己的家乡十分自豪。

　　在他看来，经历了整个唐代三百年的大力开发后，江南已经到了超过河北、河南的前夜。

　　安史之乱后，前唐收不到河北的赋税，河南、河东的钱粮也要尽可能留在当地，供养几十万武夫。长安天子、百官、禁军，全靠江南运过来的钱粮养活。

　　时至今日，江南已经不缺人了——晚唐时期，人烟稠密的太湖流域，就普通民家而言，多的十余亩地，少的五亩、七亩之类，比北方少太多了，但可以稳定种植水稻，收获较多。

　　在王贞白看来，江南已经不需要移民了，单靠现有人口，就可以快速发展起来，成为国朝的财赋重地。

　　有夏一朝，都将是江南赋税养北方劲兵的模式——不一定需要南方的粮食，但钱一定是要的。

　　只可惜，因为是杨吴旧地，被征服的时间也晚，江南的地位有点低。

　　淮南、江东、江西三道，只各有五个进士、一个农学名额。但陇右、河西二道，都能中四个进士、一个农科，他们哪点比得上江南这个人文荟萃之地？

　　拥有十几个州的河东道，全道户口加起来，也只有江南两三个大州那么多，却拥有五个进士名额、一个农学名额，这不是欺负人么？

　　河东，就那么重要？

　　“让你少喝点酒。”邵勉仁摇头失笑。

　　虽然他也看好江南的发展，但这真不是钱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开国初年谈“兵”，开国百年后谈“钱”。江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将来的地位，肯定会慢慢上升。至于能上升到哪一步，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座船当天晚上就抵达了瓜洲浦。

　　即便是在夜间，这里仍然灯火通明，桅杆林立，让人看了十分震撼。

　　空气中都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第006章 兄弟

　　仆婢们在船上生活做饭，烟火气四散。

　　邵勉仁在舱室内待得烦闷，于是放下手中的《刘宾客嘉话录》，来到甲板上吹风。

　　《刘》是一本杂记。前唐懿宗朝，义武军节度使韦绚所著。

　　书中提到一个叫李约的人，在江上行船时，与一个胡商舟楫相次。当时胡商重病，一再邀请李约上船，然后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价值连城。

　　胡商死后，李约将其钱财数万缗送官，为他两个女儿找了夫家，又悄悄把那颗价值连城的宝珠塞在胡商嘴里下葬，“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

　　几年后，胡商的家人过来要钱。李约请官府的人发掘胡商之墓，“夜光在焉”——呃，那几万缗钱的下落没交代，大概是算作捐献了吧……

　　普通人看到这个故事，多半会为李约的信守承诺而感动。但邵勉仁读了，只为胡商在珠宝业的触角之深入而感到惊叹。

　　胡人善鉴宝，这在唐代很多故事中都能见到。同时也善于加工珠宝，以江南为例，越州、润州、宣州、扬州等地，最大的珠宝店都是胡商开的，他们有海外珠宝资源，加工手艺精湛，因此作品非常受欢迎。

　　交托李约的胡商靠经营珠宝生意，聚财至数万缗，可见这个行当的利润之丰厚。

　　如今的扬州，胡商开办的珠宝店仍然很多！

　　“哗啦啦”河面上响起一阵水声。

　　邵勉仁寻声望去，却见一条小船划了过来，王贞白立在船头。

　　他突然间有些忍俊不禁。

　　河港脏污，到处飘着菜叶子、烂木头以及鸡鸭尸体，就这个臭烘烘的环境，王贞白居然能这般泰然自若，也是本事。

　　“殿下，仆在市中转了一圈，感慨万千。”在水手的帮助下上了船后，王贞白连声说道：“珠宝、香料、香药、海货等等，胡商无所不作。甚至还有开酒楼，经营米面买卖的，大获其利。”

　　说到最后，都有些激愤了。

　　胡商做些中原没有的买卖就行了，并不会让人太眼红。

　　卖珠宝，其实已经有些让人眼红了，但考虑到他们的不少珠宝来自外洋，姑且忍了。

　　但居然连米面生意都做，还开酒楼，赚大钱，这就让人眼红了。

　　这些买卖，夏人也可以做啊，凭什么让胡商来赚钱？

　　邵勉仁听了却提醒道：“圣人并不禁止胡商做买卖，什么都可以做，只要缴税即可。”

　　王贞白哑口无言。

　　“再者，胡商贩货而来，有泊脚、进奉、收市三项开支。临走之时，几乎满载中原货物而走，未必赚了咱们多少金银，甚至还补贴了不少金银。”邵勉仁又道：“长史何忧也？”

　　泊脚相当于关税，计算胡商带来的货物价值，分不同品类，征收不同比例的税收。

　　进奉是胡商进献给皇帝的财货，私下里可能也会给市舶使一份，但这个上不得台面。

　　收市指市舶司有权低价收购一批胡商带来的货物，最高达三成，自己发卖，与胡商无关。

　　除此之外，交易时还要纳税。

　　可以说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无奈这项买卖的利润实在太大，胡商仍然乐此不疲，赶都赶不走——上元元年（760），平卢节度使田神功到扬州平乱，杀胡商数千人，大掠财货，剩余的胡商也只是避往江南，继续做买卖，心态十分稳定。

　　大夏朝廷对胡商的态度就一点：鼓励。

　　丝绸、瓷器什么的卖给他们，能卖更高的价钱，朝廷能收更多的税。

　　胡商带来的外洋商品，在国内售价也很高，朝廷同样能收大笔税金。而且，消费的还多是有钱人，普通百姓谁用龙脑油、龙涎香、檀香、鲨鱼皮、琉璃、蔷薇露、珊瑚、宝石之类的奢侈品啊？

　　每交易一次，朝廷收一遍税，等于从富人口袋里掏钱，然后来应付国家各项开支——历史上南宋初期，海关市舶司的收入占到朝廷财政总收入的15%，中后期时，接近三分之一，可能是历朝历代海关收入最高的时期了。

　　这会海贸还没宋代那么发达，大夏诸市舶司，每年大约捞到三四十万缗的税金——北宋前中期关税大约有四十多万缗。

　　外商进献给皇帝的财货价值百万缗——这是进奉，不是“税”。

　　收市制度赚的钱就更多了——一般由内务府代为售卖，所得解入户部国库。

　　为了鼓励贸易，邵树德刚刚下令，停止进奉和收市这种直到南宋仍然在延续的陋规，并将其统一并入关税内，即提高税率，降低不规范的掠夺制度。

　　考虑到南宋后期一千万贯的市舶司总收入，大夏每年不到两百万的总收益，真的是小巫见大巫，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