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真论实力比曹端都差得很远呢。

　　但关学是有传承的，而且现在杨氏关学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崇古。

　　如果但从学术光谱上来看，现在的关学跟宋代的关学肯定不是一回事，反而更倾向于姜星火那位诛十族的师爷，也就是方孝孺的理论。

　　方孝孺在《宋学士续文粹序》一文中，曾对洪武朝的社会风俗是这么描述的“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行之”，从中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洪武时代，风俗正处于一个复古的时代。

　　这种复古，一方面是要建立稳定的道德社会，另一方面是朱元璋主张的“去胡化”运动.从法理上讲，铁木真当然是沙漠上的“天命真人”，大明的法统是从大元继承的，而从情感上来讲，则要全面地恢复汉人衣冠礼乐，因此洪武朝的复古风气，起于正彝伦、行先王之典，再通过重血缘、崇宗法、讲名分、别尊卑等手段，以确立一种以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与文化基础。

　　也正是洪武时代持续了三十年不遗余力的复古运动，正是因为老朱对三纲五常有整顿之功，所以靖难之时，才有那么多为建文帝死难的忠烈之臣。

　　杨敬诚缓缓说道：“古人之性，大多淳朴，今人之性，则变得狡伪；古人风气，大多刚毅，今人风气，则变得颓靡；古人好学乐善，今人弃道乐谤；古人勤俭务本，今人骄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逊，今人浇顽斗讼依我看来，今日之世风不如古之多矣。”

　　胡季牦就不好接话反驳了，但曹端并无顾忌，他这人坦诚，说话也比较直，只认道理，不认其他。

　　曹端开口道：“若论古人，少有能古得过春秋战国吧？”

　　“可春秋之时，还可以称为尊礼重信，至战国时，则已是绝口不言礼与信；春秋之时，尚奉周王为宗主，至战国时，则绝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时，尚‘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无其事；春秋之时，尚讲究宗姓氏族，至战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时，尚有宴会赋诗，至战国时，则不闻矣；春秋之时，尚有‘赴告策书’，至战国时，则无有矣.这就是说，春秋之古风，战国不存也。”

　　因为是私下学术交流的茶会，还是金华学派主办的，所以看在汪与立的面子上，曹端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也很明显了，什么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战国都不是一码事，杨敬诚说的那些，不过是“古人滤镜”罢了。

　　怀旧，不代表旧的真那么好，让他回到过去的时代，同样能挑出来一堆问题。

　　当下的永乐时代，正是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变迁，思想文化开始由洪武建文时期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

　　杨敬诚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驳倒，他反倒恳切地举了两个例子。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世风日下，确实非是我危言耸听。”

　　“譬如关中乡梓，我听祖辈说，从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归者，间里互相慰劳啧啧高之，极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罢官归乡的人，乡人只艳羡其怀中金帛，若是空手而归，反遭耻笑，这难道不是一例吗？”

　　曹端怔了怔，顺势说道：“正因如此，国师才要整顿吏治。”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严，惩治贪污不遗余力，最终起到士大夫知廉耻之效了吗？”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吏风的根由，还是在世风上，这一点我是认胡祭酒所言非虚的。”

　　杨敬诚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话本上说的，只重衣衫不重人见了面，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除非说得天花乱坠，只当耳边风过，这难道是我乱说的吗？”

　　吏风、世风、学风，互相纠缠，委实无法单独拆分，一旦说起来，难免有些越界的地方，这场茶会的众人，都不是胆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谈了。

　　正在茶会逐渐进入到诗文环节的时候，外面却忽然有消息打断了茶会的进度。

　　非是旁的消息，却是宫中发下来的诏令。

　　诏令不长，信息量却很密集。

　　“近岁以来，士风浇漓、官箴刓缺。

　　钻窥窦隙，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党，公事挤排之术。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

　　《书》有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朕初继大统，立志承太祖高皇帝遗命，自当深烛病源，亟待铲除。

　　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奋说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有退食自公之节，于是朝清政肃，道泰时康，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胶守故辙，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实不敢赦尔。”

　　祸事了，您说这太祖高皇帝这么多“祖宗之法”，别的您怎么不学呢？偏生要学大力整顿吏治，这时候您想起来祖宗宪典了。

　　嗯，薛丁格的祖宗之法。

　　但是显然，来自宫中的诏令，也是某种讯号，意味着随着这几天《明报》上舆论的发酵，已经开始有反馈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显，其他都能争论，但吏风这一块，是这次行动的主题，这个就别争了，你们也别想靠着舆论就能阻止整顿吏治的工作。

　　这样的定性，显然跟胡俨、杨敬诚认为的“吏风与世风息息相关”的观点相违背，但这就属于主办方下场定规矩，硬要二分开来，倒也没人再敢说什么了。

　　而像是金华学派和关学举办的这种茶会等类似性质的学术交流，这几日在南京可谓是数不胜数。

　　围绕着这个广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会命题，不同的思潮、学派之间，开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关键的今年还是科举年，外地举子刚来南京就碰上了这种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开了大眼，说什么的都有，一时间也是热闹极了。

　　就在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火烧楼塌我拍照”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热烈氛围中，几日后的国子监，也是马上要迎来了双方不同意见代表之间，对于“吏风、世风、学风”的论战。

第513章 辩手

　　姜星火看着负责协助秩序工作的锦衣卫递上来的名单，稍稍陷入沉思。

　　明初理学宗师，能真正有青史留名地位的，无非便是宋濂、刘基、方孝孺、曹端，寥寥几人而已，宋濂、刘基这两位洪武时代的执牛耳者，如今早已成了绝唱，而建文时代的方孝孺，作为自己名义上的“师爷”，更是被噶的全部传承都断了，未来真正能引领永乐时代的曹端，现在还只是年轻一辈的宗师。

　　至于再往后，在明代思想界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理学宗师，现在要么没出生，要么才十来岁至于三原学派和崇仁学派这些名噪一时的学派，更是连影子都没有。

　　所以，按名单来看，只要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领袖，算是该来的是都来了。

　　看着自己被士林普遍归类到了浙东学派嫡传里，姜星火真的哭笑不得。

　　“有说的吗？这是按浙东的永嘉、永康学派事功之学来划分的吗？”

　　姚广孝揶揄地笑了笑，只道：“还真不是。”

　　传统概念上的浙东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其实是大类的说法，古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浙东”，后世的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而宁（甬）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均属“浙东”地区。

　　南宋的时候，浙中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浙南叶适的永嘉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

　　金华学派传承到了汪与立这辈自不必说，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的永康、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最终在宋元之际走向没落不得不说，有杨氏三代人坚守门楣的关学这种学派，反倒是少数的、幸运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划分方法，是黄溍-宋濂-方孝孺这一支的新浙东学，按传承顺序，到姜圣你这根独苗苗上了。”

　　经过老和尚的解释，姜星火方才明白了过来是什么意思。

　　到了明初，浙东学派的含义开始有所改变，金华学派退居其次，后来居上的是宋濂-方孝孺这一脉，也就是“新浙东学派”。

　　而宋濂“新浙东学派”这一脉，还要追溯到元代的“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

　　这是一个对明初思想界有着极其深远影响的人物，但却鲜少被人所知。

　　其人是浙江义乌人，出身双井黄氏，是黄庭坚的亲叔黄昉的九世孙，在元末思想界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充任过元廷的经筵官给元帝讲课，并且担任了知制诰负责撰写皇帝诏令，还担任过国子学博士，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作为黄溍的得意门生，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经这样记述人们争先诵读黄溍诗文的情景，“海内之士与浮屠老子之流，以文为请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传人诵，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而宋濂、王袆（《元史》总裁官之一）、傅烁、金涓、朱廉、傅藻，明初一大票足以称为“大儒”、“儒宗”的儒者，都是黄溍的门生。

　　所以说，黄溍的“新浙东学派”的思想，才是明初正经的官学、显学。

　　“新浙东学派”的宋濂、王袆等人，主要继承的是黄溍推崇的朱熹理学，但宋濂在师承黄溍的同时，上接许衡、吴澄等人的思想路线，很强调心的作用，他以求我寸心、自我觉悟为为学首要任务，也就是“世人求圣人于人，求圣人之道于经，斯远矣，我可圣人也，我言可经也，弗之思耳”，有点心学思想那个意思，但核心还是返诸己身那一套，属于诚心正意的范畴。

　　方孝孺为什么在建文时代名声这么大？除了他学问确实不一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宋濂亲传弟子，是“新浙东学派”，也就是大明最显赫的学派的这一代掌门人。

　　不过作为宋濂的弟子，方孝孺的学术观点跟宋濂还是有点差异的，方孝孺更强调“博文约礼、格物致知”，提倡笃行践履，反对空谈心性的“弃书语，绝念虑，锢其耳目而不任，而侥幸于一旦之悟”的顿悟流修习法门，方孝孺主张读书穷理，反对自我觉悟而同宋濂异趣，这是经刘因、许谦等人的思想发展而来。

　　但总的说来，明初的理学家着重于博学广识，考定文物制度，纂修前人著作及前代历史，理论上建树不大，思想特点都不是很明显，哪怕是“新浙东学派”内部，也是一代掌门人一代思路。

　　可惜，两年前“新浙东学派”因为方孝孺那句“诛我十族又如何”基本被噶了个一干二净

　　姜星火以前听过一个笑话，叫做“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把那俩熬死，活下来的就是老艺术家”。

　　这不巧了吗？

　　颇有点地狱笑话的意味，现在“新浙东学派”活下来的只有一个人了.

　　姜星火照了照衙门里的玻璃镜子。

　　——“新浙东学派”字面意义上的唯一传人·“旧浙东学派”永康、永嘉学派实学事功思想的集大成者。

　　就是你了，姜星火！

　　“心学、理学，都要来些人，嗯，这些人都很不错。”

　　又看了看名单，再看看给自己的安排，姜星火越看越满意。

　　其实这么安排是很自然的，在外界看来，姜星火如果抛去身上“谪仙人”的神秘色彩的话，在学术思想上，大体上是兼容理学、实学，以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为主，属于正统的真正复兴浙东永康、永嘉学派之人，说是实学宗主也不为过。

　　对于大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而言，在学术水平上，姜星火的主要贡献在于给理学的天理论（以矛盾解太极），格物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践方能出真知），工夫论（知行夹持，循环无端，以致良知）做出的决定性突破，这三块理学大厦始终没有填上的砖，被姜星火给填上了，补上了窟窿。

　　单从已知的学术贡献来看，姜星火在整个学术界，就已经是稳稳坐三望一的顶级儒宗了。

　　而还有诸如在幕后提出心学新论、解答有命论与志气说等等未发布的观点，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哪怕是最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也并没有人质疑姜星火的学术水平，只是普遍对他的立场和观点不太认同而已。

　　姜星火一手道德层面的实学，一手实践层面的科学，一起构建了现在大明独有的“新学”，虽然从整体的相对数量上来讲还很弱小，但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跟随者已然是如过江之鲤，他本人在大明学术界的影响力自然也非同凡响。

　　而且这种影响力，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

　　如果这次论战获胜，那么国子监的学风毫无疑问将会倒向姜星火想要的方向，也就是更加充满革新与探索精神，成为整个大明思想的前沿阵地。

　　除了国子监，姜星火还直接控制着大明行政学校。

　　而一届又一届的科举，随着教材的改动，以及朝廷掌握着的实际命题控制权，只要变法派能获得尽量多地区的乡试主导权和尽可能多的殿试主导权，那么一届又一届的读书人，自然会从程朱理学，开始转向混杂了荀子“法后王”等思想以及“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思想的新理学。

　　程朱理学作为大明的官学，既然大明朝廷能把它用三十年的时间扶持起来，自然也能对其进行改良和改造，说白了，儒学上千年来本来就是在不断嬗变的，如何更好地适应统治者在不同时代的需要，才是儒学本身在嬗变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而从衍圣公这一脉的历史来看，显然儒学是很有“适应性”的。

　　不过关于未来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学风转变这些东西，显然就都是后话了。

　　最关键的是，先把眼前这场仗打赢。

　　姜星火又仔细衡量了一下名单，最后提笔删减，看着最终版的名单，满意地说道。

　　“解缙有冲劲儿，名单加上解缙，然后就是胡季牦，别让这老匹夫躲起来了，一起加进去。”

　　姚广孝看过名单，觉得也很妥帖，但心头又隐约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

　　“对了，那个谁.”

　　“不妨我们打个赌，看他会不会来？”姜星火笑道。

　　“我看未必。”

　　“我看他有这个心气，若是没有，以后可就半点机会都无了。”

　　“那就拭目以待吧。”姚广孝莞尔一笑。

　　当世儒林，天才无数，可天才之上还有超天才，这些过去的出类拔萃者，面对堪称“高山仰止”的姜星火，是否有这份勇攀高峰的决心，实在是个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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