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的大儒们在永乐二年的春天，开始纷纷离开京城。

　　这场太学之会的余波，也会由这些大儒的离开，以及马上进行的科举举子的流动，彻底从南京这颗大明帝国的心脏，蔓延到整个帝国。

　　孔希路暂时返回了衢州，出门一趟的杨敬诚则要返回陕西，曹端要回河南一趟随后再回来，高逊志则是要回徐州老家，在扬州和徐州之间讲学一阵子，挂冠而去的胡俨，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如今朝中官员籍贯比例最高的江西。

　　号称“天下第一书院”的江西九江庐山上的白鹿洞书院，给他发出了接任山长的邀请，胡俨如今已经名满天下，他并不眷恋权势，索性选择了辞官回乡，着书立说。

　　国子监的祭酒，由王允绳接任。

　　王允绳也是名声在外的大儒，但他的性格，并不如胡俨这般刚直，更为庸弱一些，虽然有自己的立场，但很容易受到强势权力的左右。

　　而且，胡俨在离别前，也对王允绳说了些掏心掏肺的话语。

　　胡俨觉得，眼下庙堂里斗得正厉害，很多人既有可能短时间内骤升高位，也有可能随后就跌落深渊，被摔个粉身碎骨。

　　所以，与其在这种暴风眼里坚持，还不如抽身而去。

　　范仲淹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风浪太大，有时候去江湖里钓钓鱼，等风浪平息了，有这份心气了，再回来也不迟。

　　毕竟，在江湖中养望，同样也是一种策略。

　　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发展，或许以后没有这种更好的位置，或许一朝天子一朝臣，所有事情都说不定，但对于胡俨来说，此时抽身离去，是他自己最好的选择了。

　　一场太学之会，胡俨竭尽所能，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不是他太弱，而是他的对手，实在是太过强大。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位大儒，现在都可以说：输给别人丢人，但输给姜星火，真的不丢人。

　　太学之会以后，姜星火在思想界的历史地位终将与北宋五子持平的说法，已经被广泛认可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姜星火一定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当世第一人，哪怕是最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反对者，也必须要捏着鼻子认了。

　　这就是硬实力。

　　不久后，前礼部侍郎、总管翰林院的翰林学士董伦，在永乐二年的二月，于家中安详地离世了。

　　这位被士林尊称为“贝州先生”的老人，在遗言中，灵柩没有选择归葬祖籍山东，也没有选择世代居住的宛平，而是选择了归葬于河北贝州（大名府）。

　　董伦作为翰林院长官的时候，带出了很多学生，而他的门生里，以解缙最为出名。

　　解缙听闻董伦去世，悲痛不已，是真的悲痛不已，不是装的，这世界上对解缙好的人不多，能欣赏他的才华的人也不多，董伦算一个，姜星火算半个，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董伦是他的老师，而姜星火比他强，都不嫉妒他，其他人则大多跟他难以相处。

　　想起恩师在太学之会前对自己最后的帮助，本就虚弱的解缙急火攻心又病了一场，上书以恩师如父的理由，请求为董伦守孝。

　　朱棣没批三年，给解缙批了三个月假期，并且给了他去北京的任务，解缙随即坚持跟董伦的家人一起，踏上了护送灵柩返回北方的道路。

　　而金华学派的掌门人汪与立，在参加了董伦的悼念活动以后，也是准备返回浙江金华。

　　他在离京返回家乡之前，特意叮嘱了一批族人和门人留下，有的去国子监进学，有的则去大明行政学校，务必将他嘱咐之事落实妥当，不可留下遗憾。

　　汪与立嘱咐的事情，自然就是金华学派的改变。

　　船小好调头这个道理，不适用于家大业大的金华学派，而且金华学派转投理学上百年，这一下子改换门墙，也实在是太过难看。

　　更何况，眼下的局势虽然明朗，可变法最终的成败，在汪与立眼中，还是未知之数。

　　但不管怎么说吧，金华学派为了传承下去，都必须做出改变。

　　在汪与立看来，目前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姜星火的新学代替程朱理学，成为大明的官学。

　　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金华学派也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去迎接。

　　派后辈子弟研究新学，就是他下的一手棋。

　　与此同时，浙江金华靠近宁波，把部分财富投入到海洋贸易，也是一种策略。

　　为此，汪与立甚至把自己的亲孙子都留了下来。

　　在他看来，汪守信是他最杰出的后辈，他的才华毋庸置疑，只要按部就班的培养，将来的成就必然远远高过他那没什么资质的父亲。

　　因此也可以看出，虽然不确定结果，但汪与立对变法的期待也是极大的。

　　这也是为何汪与立会亲自赶赴南京，并且与姜星火又私下商谈，为以后的事情做准备的原因，若是他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态度，那么后面的事情其实很顺利。

　　姜星火自然清楚这一点，但也格外谨慎。

　　思想界中，很多学派的很多人，譬如金华学派汪氏、关学杨氏，这些家族，都给他推荐了不少子侄进学，学新学，而姜星火并没有照单全收，而是有所筛选和取舍。

　　实际上，太学之会刚刚落幕，姜星火他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首先，自然是派遣和提拔一些思想上亲近新学的国子监官员，让国子监这个拥有近万读书人的大明思想主阵地，能够受到自己的掌控。

　　其次，就是严肃国子监的纪律，读书人忧心国事可以，但有些东西，尤其是最根本的进学，是不能被耽误的。

　　最后就是招募学官的同时，也会招收一批新的国子监学生。

　　科举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未来官员的培养上，科举、国子监、行政学校，是要三头齐头并进的，哪一方面都不能落下。

　　除了这些，姜星火还亲力亲为撰写文章登报，并且参加了不少士林中的集会，借着太学之会的余威，宣传自己的新学学说。

　　这种亲自宣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顺便，还帮显微镜卖脱销了。

　　眼见为实的最佳效果，就是这种学说的真实性，真的能被肉眼看见，这种无与伦比的亲身参与感，是过去理学的气本论不能提供的。

　　毕竟打坐运气，实在是太过于看个人资质了，或者说，太过玄学了。

　　同时，在思想上的论战落幕后不久，姜星火便开始布置下一阶段变法的事宜，不过他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变法，而是变法之后的一些措施。

　　“变法的核心是钱，而任何事情都是需要钱财支撑的。”

　　“因此，决定先从太仓库中调拨出对应的预算，进行浙江的商道建设，从宁波开始。”

　　“另外，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城池建立一些学校，并且邀请一些德高望重的先生入驻，负责教授学生，传播新的思想。”

　　“国债的发售，以及货币的回收，都要加大力度。”

　　“这一步一步走下去，变法才能逐渐形成规模，而我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姜星火一条条命令下达，很快就有总裁变法事务衙门各部门的官员去对应执行。

　　而他则是继续思索接下来的变法事宜。

　　“变法，不单是为了解决眼下的问题，更是在未来的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做，而且要做好。”

　　“不管是官员，还是民众，必须要做到思想统一，只有这样才不会引来祸端。”

　　“当然，在变法的背后，还有一个艰巨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将变法深入到基层。”

　　“也就是，皇权下乡。”

第522章 科举

　　对于收税这件事情，姜星火非常上心。

　　土地税自不必说，就算是以浙江为试点开始建设的商道，也需要税卒卫进行维护，与此同时，皇权下乡必然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而且因为现在国内的商贸网络刚刚开始建设，税收必须从头抓起，所以更得投入关注。

　　而海洋贸易则稍微好点。

　　现在海洋贸易的税收，因为审法寺已经修改了海禁的天宪条文，所以，洪武时代严格的海禁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关税呈现出逐步恢复增长的态势。

　　赵羾负责的市舶司，基于现有的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开始逐步整顿和培训官吏，建立完整的缉私舰队，而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现有的人手，肯定是不够的。

　　而姜星火手里最主要的人才来源，就是从国子监的高级学堂“率性堂”中毕业的监生，这些人都是从小到大读书，又有一部分临毕业时观政（类似于实习）耳濡目染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能力。

　　但这些人却并不能完全地补充到空缺的大量岗位中，因为这些监生，都是奔着当官，尤其是当京官去的，这样的人才不算太少但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想要放到外地使用并不容易。

　　为此，姜星火大刀阔斧地提出了改革建议。

　　嗯，还是用的老朱的名义。

　　提到这里，要简单说一下老朱对科举的态度，突出一个反复无常。

　　在吴王时期，老朱就下诏筹备开科举，并且放了狠话，“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瞧瞧，不考科举不让人当官。

　　但打脸很快就来了，洪武六年的时候，老朱就发现了，科举招来的这帮人，笔杆子可以，真办事还真就不行，所以说了“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又把科举给暂时罢黜了。

　　但是不用科举用什么呢？光靠国子监，肯定是不行的，大明的国土太大了，总得给其他远离首都地区的读书人一条出路吧。

　　而且，胡惟庸案和空印案相继发生，官员空缺的实在是厉害。

　　于是，老朱在洪武十五年又下令恢复科举制度，京师及各布政使司三年一次举行乡试，被录取者为举人，翌年会试于京师，被录取者为进士，中了进士马上就能当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正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进士是通天坦途，举人想做官却困难的多得多。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以考试来确定前途的人事制度，虽然形式公平，但存在着实际效率低的事实，不利于发掘人才潜质，调动落榜人才的积极性，很多科举名次很高的才子，仕途爬的很高，但却极度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缺乏，或许可以通过大明行政学校的轮训和针对性培训，来部分弥补，但制度性的缺憾，显然是无法完全弥补的。

　　而眼下，又确实缺进士和国子监监生都不愿意去从事的地方基层官员位置，那怎么办？

　　小吏晋升成官员，是想都别想了，现在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那就只能空着？

　　可虽然空着，总不能学带清卖官鬻爵吧？

　　姜星火给的办法，就是增加举人做官的机会，开放新的上升通道。

　　“国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砺名节，建立事功，以共成盛世，非徒以一日之短长，遂为终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滞于其间也。今布列中外，自州县正官而上，大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数，进士居其三，举人居其七，所谓进士举人者，亦惟假此为纲罗之具，以观其它日之何如，而非谓此必贤于彼也.而今日之宦场，其系举人出身者，则众甚薄之。

　　进士未必皆贤，举人未必皆不贤，至于升迁，则进士治绩之最下者，犹胜于举人治绩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与进士同升，然要其后日则进士之俸少而升官又高，举人之俸多而升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选，则惟进士得之，而举人不复有矣。其偏如此，遂使进士气常盈，举人气常怯。盈者日骄，每袭取而寡实；怯者日沮，率隳堕而恬汗。

　　臣以为欲兴治道，宜破拘挛之说，以开功名之路，凡举人就选者初只以资格授官，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进士而优则先之，苟未必优即后以举人无妨也；举人而劣则后之，苟未必劣即先以进士无妨也。

　　吏部自行体访，但系贤能，一例升取，不得复有所低昂。夫举人与进士并用，则进士不敢独骄而善政必多；进士不敢独骄，则举人皆益自効，而善政亦必多；善政多则民安，民安则国可富，而教化可行。

　　永乐盛世，可庶几望也。”

　　姜星火的奏疏写的相当有水平，先陈述问题现状，然后陈述自己改革制度的理由，再讲具体方法，最后展望未来。

　　尤其是倒数第二段，说白了就是鲶鱼效应。

　　朱棣看的很高兴，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就是好办法，朱棣的脑袋没那么死板，让举人当官，在他看来没什么不可以，并不一定非得要进士，在北方举人学历已经很高了好嘛。

　　所以，朱棣大笔一挥，批示道“祖宗用人原不拘资格，近来国朝用人制度以致人无实用、事功不兴，国师所奏具见经济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禆益，依议着实举行”。

　　在地方人事制度上，姜星火也下了一番功夫。